袁利平等: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

2017 年 12 月 14 日 MOOC 袁利平、万江文

| 全文共10555字,建议阅读时11分钟 |


本文由《教育学术月刊》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袁利平、万江文

摘要

 

运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结合词频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对1978年至2016年间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领域,并对我国未来课程理论研究的趋势进行前瞻性探索。从历时性角度看,我国课程理论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初级走向高级,从引进吸收走向本土建构;从共时性角度看,我国课程理论在研究范式、体系构成和实践形态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把握时代脉搏,创新课程理论,跨越课程理论和现实教育之间的鸿沟,从中国语境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体系任重道远。

关键词:课程理论;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可视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小到不断壮大,其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课程理论研究也是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对课程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课程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模式创新。与此同时,“课程理论方面的相关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不仅有对于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构和具体实施,还有对于其他国家课程理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使得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的局势。”[1]因此,对课程理论研究获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把握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趋势,反思课程理论研究的现状并探寻其未来走向,显得尤为重要。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数据库中课程理论相关论文为数据来源,运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5.1.R2.SE.5.23.2017(64-bit)对其中的高频关键词(High-frequency Keywords)和突现词(Burst Terms)进行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整体概貌,阐述其研究的热点主题、前沿趋势以及未来走向。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设定检索范围为“期刊”检索,精确检索主题词为“课程理论”,文献时间范围为1978-2016年,于2017年6月28日进行检索,共得到5262条结果。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其中对信息动态、会议通知、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等与课程理论研究无关的文献进行筛选、剔重和删除后共得到可用数据3471条文献。

 

(二)分析工具

Citespace软件主要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对特定知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通过它所具有的关键词聚类和突现词探测的方法来寻求研究主题的发展前沿和动力机制。该软件能够利用来源数据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以寻求学科领域演化的知识结构及其关键路径,识别共引聚类和关键节点、探寻知识演化路径、展现研究热点、预测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等。

 

Citespace的核心功能是借助一个科学领域演进的可视化图谱,以生动直观的图像和高度抽象概括的“二阶科学”范畴寻求该科学领域的发展规律,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具体科学领域演化规律的反映和逼真再现。它不仅助力于解释现有的科学发现,而且助力于建立基于文献的新的科学发现。

 

(三)研究进程

本研究以3471篇有效期刊文献为对象,借助Citespace软件,结合词频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主要通过分析高频关键词和突现词来实现,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系统地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前沿领域以及未来趋势。笔者利用Citespace5.1.R2.SE.5.23.2017绘制科学知识图谱,首先将3471条有效文献以“Refworks”格式输出,重新保存为UTF-8格式,同时以“download_***.txt”格式重命名,作为数据可视化处理的前提。由于Citespace目前只能识别ISI这种文献格式,所以在进行Citespace可视化数据处理前,必须先用Citespace自带的转换工具把研究样本题录进行数据格式转换,这样才能导入Citespace进行科学信息编码处理。

 

二、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

 

研究热点是一个科学领域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大量高频次、有内部链接关系的一组文章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或主题。[2]通过Citespace对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统计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现阶段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笔者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出了1978-2016年课程理论文章数量总体趋势分布图(见图1)。

 


(一)年载文量总体趋势分析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来看,1978-2000年课程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趋势理论相关论文发表数量较少,每年发表论文数量不足40篇,说明虽然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研究的人很少,研究课题也很局限。到了2001年至2006年间,课程理论方面相关文献数量大幅上升,说明课程理论受到更多学者关注,也从侧面说明我国课程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发展。从2007年至2016年,进入稳定的研究状态,每年发表的课程理论方面的论文数不等,但课题质量和研究深度有了很大提升。从论文发表的整体态势上看,2000年、2006年可看做两个转折点,因此,我们可以将课程理论研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来说:

 

1. 课程理论研究意识的萌发阶段(1978-2000年)。这一阶段有关课程理论的期刊文献共有208篇,在有效总文献中所占比重为6%,其中大多是译介性的,主要涉及国外课程理论的思想、模式以及课程理论流派。由此可看出,2000年之前,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课程理论的本源、内涵和现象,引导国内教育界重视课程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2. 课程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2001-2006年)。这一阶段有关课程理论的期刊文献共有496篇,在有效总文献中所占比重为14.3%。1999年以后,课程理论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这一时期课程理论的相关研究既有对国外课程思想的借鉴与引进,也开始涌现出一些基于我国课程改革的理论建构与本土化课程实践,使得课程理论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3. 课程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2007-2016年)。这一阶段有关课程理论的期刊文献共有2767篇,在有效总文献中所占比重为79.7%。这一时期课程理论研究的方向呈多元化趋势,且较之以往有很大的发散空间及深入价值,课程理论逐渐成为现代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个阶段课程理论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这一时期我国课程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发展更为迅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总之,从期刊的年度载文量来看,我国课程理论研究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开始复苏。新世纪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发文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文件相继颁布后,增长趋势更加明显。随着我国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使得课程理论研究成为热点,研究的问题也随之深入,同时也更加注重课程理论的实效性和适切性,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和研究队伍的壮大成为推进课程理论研究的推动力。

 

(二)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可以从文献的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和中心性、频度等来分析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要方向。[3]为使结果更清晰可见,在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1978-2016”,TimeSlice设为5,在“TermSource”(术语来源)中选择“Title”、“Abstract”、“AuthorKeywords”和“KeywordsPlus”,nodetype同时选择“term”和“keyword”,将阀值调整为(2,2,20)(2,2,20)和(2,2,20)。同时将topN设置为50,剔除掉在单个时间段内发文数量排在50之后的“term”和“keyword”,仅在生成的图谱中显示发文量排在前50的主题和关键词,以对网络进行简化。其他参数不变,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MST),得到了节点数为177,连线数为99,密度为0.0064的主题、关键词的混合网络,据此,Citespace的统计结果,即1978-2016年课程理论研究高频关键词科学知识图谱便生成,如图2所示。

 


在图2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用圆圈的大小表示,出现的频次高的关键词所表示的圆圈越大;关键词字体越大,表示中心度越高,越趋向图谱中央位置。同时,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通过Citespace软件导出了1978-2016年课程理论主题文献的前10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和频次等信息,经过剔除、合并、筛选等处理工作后,其结果如表1所示。



研究热点代表着在一个研究领域最新,最具有探索潜力的主题,也代表着该领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次数最多、频次高的且有着一定内在联系的学问或者专题。[4]借助Citespace软件导出的高频关键词科学知识图谱,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课程理论研究在1978年-2016年这一段时间的集中情况,从而呈现研究的主题热点。结合图1和表1中的关键词的中心性和出现频次,并通过对二次检索文献的整体判读,发现课程论、课程理论、课程范式、价值取向、教学改革、课程改革、课程设计、课程实施等具有较强的中心性和较高的出现频次,并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聚类之后,可发现能反映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理论研究的主题热点主要集中在课程理论的研究范式、课程理论的体系构成和课程理论的实践形态。

 

(三)课程理论研究的主题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代表了众多的研究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高频关注的研究问题,也是现在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和一些前沿思想。[5]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知,这些聚类体现了课程理论研究热点的主题。据此可知,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理论的研究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课程理论的研究范式。课程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自1918年博比特(F.Bobbitt)出版《课程》(The Curriculum)一书,被认为是课程理论形成独立研究领域至今,课程理论研究已有了近百年的探究历程。学者们长期的研究积淀使课程理论日趋繁荣,从研究内容来看,可以把课程理论研究的范式概要地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为“课程开发”范式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课程理解”作为主流范式的研究阶段,在时间上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

 

(1)“课程开发”范式。梳理课程研究的发展历程,“怎样科学有效地开发课程”一直是作为课程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这种研究方式把课程解读为“学校材料”(schoolmaterials),对于课程研究则成为“价值中立的”课程开发的理性化程序。总的来说,“课程开发”范式经历了从博比特的《课程》到查特斯(W.Charters)的《课程编制》(Curriculum Construction,1923),经卡斯威尔与坎贝尔(H.Caswell&D.Campbell)的《课程开发》(Curriculum Development,1935),最后到泰勒(R.Tyler)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1944),而以“泰勒原理”为课程开发范式的代表。[6]我国最早的一篇有关课程开发的文章是发表于《教育评论》的《泰勒课程原理述评》,[7]在课程理论的研究进程中,虽然后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泰勒的课程原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课程理论,但是“泰勒原理”在课程理论领域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我国学者对于课程与课程理论的研究也始于对课程开发原理的进一步探讨与完善。

 

(2)“课程理解”范式。课程理论研究的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重要的变革,“如何理解课程”成为课程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研究使得课程被视为“符号表征”,通过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进而推动课程研究。进入80年代以后,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社会学思潮被美国课程研究领域广泛运用,从而形成了变化多样的“课程理解”,重点表现在对政治、种族、性别、文化、美学和后现代等方面的理解。[8]由此,课程变成了一种“文本”,趋向不同角度的、多元的课程理解,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课程话语”(Curriculum discourse)。可见,现代的课程研究已经由当初课程开发程序的争鸣上升到由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种族等因素的影响来理解课程从而追寻课程之意义。

 

总之,我国课程理论与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范式”相近——从“翻译”、“介绍”到“述评”、“编撰”、“自编”等一系列引进和吸收国外课程理论,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范式”。[9]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顺应世界潮流,回应了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并从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中汲取了全新的理论源泉和研究视野,课程论也逐步演变成一门受“问题”驱动、面向“问题”、具有“超学科性”的独立学科。

 

2. 课程理论的体系构成。课程理论是人们逻辑建构的知识体系或观念体系,属于“知”的范畴。[10]能否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是课程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直以来学者们为此对博比特、查特斯、泰勒、古德莱德等人的课程理论进行了不懈研究。就课程理论的体系结构而言,课程理论研究不但要注重课程的哲学范畴,也要注重课程理论的专业技术范畴、社会范畴以及政治范畴。[11]

 

(1)课程体系。泰勒于1944年发表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将课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转化为四个基本问题:学校应当达到哪些教育目标,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验,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以实现。这四个基本问题,也成为自泰勒后课程研究所必须加以关注的基本问题。目前,无论是西方国家的课程理论研究还是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都将这四个问题转化为: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并将这四个问题看作是课程体系中最为基本的问题。

 

(2)课程形态。由图2可以看出,课程理论研究是现代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与课程的开发、课程观有关,还与具体实践中的课程类型、模式、实施以及课程评价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可见学者们不仅对课程的开发、编制、评价和实施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外,还关注在不同领域中课程的形态研究,如对校本课程、综合课程、潜在课程、研究性课程以及活动课程等的研究。

 

(3)关于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关于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学者们在学术界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尽管课程与教学有着“胎联式”关联,但又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研究虽然是独立分析研究的领域,但两者不可能完全分割、相互独立运作。[12]但是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两者的交叉重叠是不可避免的,课程理论高频关键词科学知识图谱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课程与教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除此之外,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是不容忽视的。

 

3. 课程理论的实践形态。课程理论是课程实践的理论基础,对课程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课程理论作为课程研究的直接结果之一,它的诞生对课程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推动。自1918年博比特出版的《课程》迎来课程理论领域的科学化时代,随后逐渐出现了经验的、实践的、结构的以及后现代等课程理论流派,它们在交融中共存,在对话中繁荣,在对垒中成长。且每一种课程理论流派都有各自的价值所在,都在自己的“土壤”中生长,都影响着课程实践的探索。纵观历史,这些课程理论无不推动和影响着课程改革与课程实践的持续发展。

 

(1)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任何课程改革都有相应的课程理论作为基础,同时汇聚着各方力量和智慧,促使课程改革能够更加理性与合理,能获得更好的改革效果。[13]从1949年至今,我国课程理论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经历了多次改革,就改革的整体看,涉及了课程理论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理论研究的需要与运用显得尤为突出,许多课程理论都在其中得到了运用。[14]改革开放则是以实现国家全方位的持续发展为主旨,其基本的取向是以变革为主题。[15]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课程开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实施等问题是课程改革的操作性问题,也是影响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问题。因此,树立整体、综合、协调的课程理论对于课程和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课程理论的本土实践。课程理论的本土实践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地了解国外课程理论研究的基本动向和研究思路、结论,其最基本的目标是奠定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基础。通过译介和述评引进国外课程理论,结合当前我国课程发展,从而为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构做贡献,凸现我国课程理论研究本土化过程中以我国实际课程问题为出发点的本土化思想。二是国外课程理论在我国的运用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后对诸如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和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课程理论的引入与试验,都体现了我国对课程理论本土实践的关注。

 

三、课程理论研究的前沿

 

“研究前沿是科学研究中最先进、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或领域。”[16]通过Citespace能把研究领域概念化成研究热点和知识基础间的映射函数,在这个映射函数概念下创建出三个概念:突变探测、中间中心性和异质网络,可用于标注研究领域,识别研究的未来趋势,及时发现动态走向和突变。根据Citespace软件分析得出课程理论文献关键词突现率(burst),以及突现主题。因此,以下我们将在对突现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课程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突现词分析

为了有效反映课程理论研究的前沿内容,笔者运用Citespace软件的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获取共25个突现词,并记录了突现词的时间跨度和突现率(如图3所示)。其中,课程观、后现代主义、现代课程理论、基础教育等4个关键词的时间跨度较大,而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表明,第一,后现代主义对课程领域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以至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与时俱进地影响着学术界的研究关注点。第二,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一直以来是我国关注的重点,其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离不开课程理论的指导。

 


(二)渐强型前沿分析

渐强型前沿主题是指研究主题随时间位移而呈现出逐步强化的一种趋势。结合Citespace软件所做出的图1和图3,从众多关键词中,可以发现“教学改革”是一个较为明显的渐强型前沿主题词,通过计算得出教学改革的突现率高达8.8252,突现年份是1998年。教学改革意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广义上是指教育方面的改革,其中包括国家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其狭义上是指学校的课程教学改革,包括教学方法、方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改革。这样一个主题词在1998-2016年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教学改革”成为现阶段学者们需要关注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对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也是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逐渐融合的表现。

 

(三)最新前沿分析

最新研究前沿指的是近几年发表的突现性较高的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领域。根据对已有文献的研读,并通过计算关键词的突现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理论研究最新前沿主题词包括后现代主义课程和体育课程,其突现率均为0.05。后现代主义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人类科技进步而产生的一系列世界观、价值观、对待生活和文化态度等的总称。后现代主义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课程领域,同时也为课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构建等方面。此外,体育课程自2004年以来备受关注,实则是贯彻落实《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通过二次文献检索发现,学界关于体育课程的探讨问题主要集中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体育与健康的关系、目标统领、内容、运动技术教学与教学方式变革等方面。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学者们逐渐关注体育课程理论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推动体育课程的发展和体育课程理论体系的完善。

 

四、课程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

 

当代课程认识论的后现代转向带来的话语体系引发了学界对课程理论研究的重新思考,这不仅引起了学者们对课程理论内涵原有观点的改变,而且激励学者们构建一套更完善的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构建性的体系来融合课程和现实教育之间的问题,进而创新课程理论,服务教育变革。基于Citespace的课程理论可视化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一研究主题的新视角,使我们不但可以观察到研究主题的知识图谱,看到相关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研究结构,还可以对未来课程理论的研究趋势进行若干展望。

 

(一)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突破

研究范式在课程理论学科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由于课程研究的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课程观念的不同,关于课程理论研究的范式,学者们长期以来对其进行广泛的论争并达成了共识,究其概要包括“实证分析”、“人文理解”、“实践探究”以及“社会批判”四大课程理论研究范式。[17]总的来说,课程理论领域的研究范式还是比较哲学化,重论证,轻证据,正处于“迷茫期”,课程理论研究要走出范式迷茫,既需要注重课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创新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认识论以及综合化的课程研究方法,也需要确立新的问题框架,找到新的理论支点,创新话语体系。[18]未来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多种研究范式的交汇融合与理性借鉴。诚如美国课程学者艾伦C.奥恩斯坦(AllanC.Ornstein)等人所指出的:“课程理论研究只会越来越复杂。我们已不再是处于一个要么现代,要么后现代的年代。我们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我们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既是结构主义的,又是后结构主义的,既是静止的,又是突变的。”[19]

 

(二)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毋庸置疑,课程理论归根结底根植于课程研究的丰富实践,既来源于课程实践,也验证于实践,又完善于实践。实践应当成为课程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这也是当代西方课程理论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因此,关注实践,也就成为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要旨。评判课程理论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标准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虽然学者们更擅长运用“原理建构”、“逻辑演绎”、“范畴归纳”等多种方式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或者分门别类的科学中推演出新的课程理论,但这种课程理论的创建必须形成于实践,验证于实践,完善于实践。可以说,课程实践参与的诉求是课程理论发展的终极源泉。课程理论研究的根本遵旨是彻底解放实践主体,而不只是纯粹性理论,通过以课程理论研究为指导思想,全面认识和改造课程实践。正如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言:“一个理论不是认识,它只是使认识可能进行的手段。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20]

 

(三)加强课程理论本土化建构

我国教育界对课程问题的研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经验,但对课程理论体系的本土构建亟待加强。就研究主题而言,忽视课程研究中的现实问题,实践层面的研究不够深入,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相差甚远,严重脱节。就现有的研究进展来看,多数学者看到了我国课程理论对国外课程理论的仰视甚至盲目崇拜,从而提出国外课程理论的本土化需要我们对其理论给予深刻的理解并尽可能地寻求我国传统与现有课程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和适应性。因此,我们应在吸收、消化国外课程理论的同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体系,或从我国课程实际出发,创生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课程理论与实践路径。总之,以本国的课程理论建构为取向,以本国的课程实践为基石,以本国课程传统为渊源,借鉴国外课程理论,开展我国课程理论的建构;在与国外课程理论的相互关系上,强调地位的平等,以实现在课程理论上的平等对话。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课程理论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初级走向高级,从引进吸收走向本土建构。从历时性角度看,课程理论在不断更迭中继承、反思、成长;从共时性角度看,各种课程理论在不断交汇中碰撞、对话、借鉴、创新。课程理论研究从研究范畴、范式、内容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展望未来,我国课程理论研究需要从中国语境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和课程理论体系。同时,课程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是未来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既体现了课程领域本身的复杂性,也折射出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诚如威廉M.雷诺兹(W.M.Reynolds)所说:“课程理论只有在多航线和多样性中才能得到发展,二元论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会阻碍课程理论的发展……课程理论是许多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它并不限制多样性。”[21]

 



作者简介:袁利平,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和课程理论研究;万江文,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精准扶贫战略下西北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机制与监测体系研究”(项目号:16BMZ058)。

转载自:教育学术月刊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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