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美军最终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大多数军事领导层渴望将重心从“反叛乱作战”——该理念在2000年代末的反恐战争期间于美军中取得了思想主导地位——转回常规作战。负责向作战司令部提供部队的各军种参谋长是最早提出其军种需要“回归基础”并解决常规作战技能萎缩问题的群体之一。相比之下，联合参谋部则忙于应对一系列危机，如利比亚局势、叙利亚内战以及所谓“伊斯兰国”的崛起。此外，美国在阿富汗维持着逐步减弱的军事存在，因此联合参谋部陷入了关于未来方向的似乎永无止境的争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8月喀布尔撤离行动。2011年8月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USJFCOM）的裁撤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参谋部对当下事务的固有偏向。此举将概念与能力开发的责任从作战司令部性质的USJFCOM转移至联合参谋部各局下属部门——特别是J-7和J-8——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成为未来联合部队唯一的四星倡导者。这些因素导致传统上专注于规划与当前行动的联合参谋部，直至2021年《联合作战概念》发布前，始终无法有效领导联合部队向对抗对等敌人的作战方式转型。该概念是自美军深陷反恐战争之前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聚焦常规作战的联合思想。它同时也是国防部（DOD）历时十年重新以大国为指向的结果。重新定位联合部队于常规作战的初期行动因缺乏紧迫感和聚焦点而受阻。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美国主要军事竞争对手身份缺乏共识，或未能认识到在中东事务牵制美军期间，其他大国推进军队现代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