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写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航母的建造，作为‘军事事务革命’的典范案例而备受关注，即通过引入创新的军事技术和/条令，军事效能将得到显著提升。”与从宙斯脑中全副武装一跃而出的希腊战略女神雅典娜不同，航空母舰的概念并非完全成型地从海军领导层的集体思维中迸发出来。它也不是当时测试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的、作为海军航空力量手段的唯一创新技术。

如今，学者和防务分析人士通常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航空母舰的发展，视为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了海战及联合作战“性质”的军事事务革命的终极范例。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头几年，在安德鲁·马歇尔领导的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以及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罗伯特·沃克等学者型实践者的推动下，军事事务革命的概念获得了特别的关注。尽管此后该术语在美国防部已不再流行，并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关于“颠覆性技术”的讨论所取代，但有观点认为——为了把握技术与创新学说相结合的本质——军事事务革命的概念值得回归。

在关于军事事务革命的文献中，对于海军最终如何以及为何主导了航母军事革命，存在多种理论和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大多只专注于航母发展本身——例如关于设计、舰队实验、英勇的海军飞行员、支持创新的高级军官，以及侦察与打击的替代任务等方面的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航母发展，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地）被描绘成一出“英雄与反派”的传奇故事，将创新的年轻飞行员与“火炮俱乐部”中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的战列舰将领对立起来。

很少被指出或讨论（且常被遗忘）的是，航空母舰并非海军将航空力量带入海上的唯一方法。海军曾同时试验了四条不同的技术路径——借用航海术语，可称其为“竞争航线”——直到最终确定航空母舰是为新兴的打击作战任务集结海上航空力量的最有效武器。在整个过程中，航空母舰从来都不是预先注定或默认的解决方案。海军只是在领导层确信其他竞争航线无法实现其获得有效海上航空力量的目标之后，才完全致力于建造一支大规模的航空母舰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