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以下问题:自古代起便被用作战术手段的地下战争,是否已发展为某些情境下的作战战术(如2023年前加沙地带的部分以哈冲突),并首次在2023年10月爆发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达到战略级别的“成熟期”。文章认为,当前加沙战争是地下战争具有战略意义的典型案例,因为此种作战形式在该情境下的结果具有战略影响(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皆然),且哈马斯几乎全部战略资产与能力均依托地下设施存在。
地下战争作为战争形态之一已存续数千年。在前现代时期,地下战争被用于破坏防御工事和调动部队等目的。20世纪的应用案例包括:一战梅西讷战役中对抗德军、二战太平洋岛屿战役(如硫磺岛和冲绳)中日军对抗美军、以及越南战争期间古芝等地作战。除越南战争外,历史上的地下战争本质上均属战术范畴。
本文主张,在加沙地带当前战争背景下,地下战首次被提升至战略现象的高度。对哈马斯而言,地下战争长期以来是其对抗以色列国防军的有力战术辅助手段,并在加沙各地域实施特定战役时日益成为作战必需。然而最关键的是,在当前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地下网络堪称哈马斯实现其总体战略与军事目标(即作为军事政治组织存续并重建在加沙地带主导权)的最核心战略资产。换言之,加沙地下的隧道网络与仓库体系关乎哈马斯的军事政治存续,因而具有战略本质。本文设定:地下战争要上升至战略层级,其成果必须具有战略性质,且地下战争必须在实现这些战略成果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为论证该命题,本文首先将审视战术、作战与战略领域,探讨地下战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各层级特征。继而分析地下战争的本质,并讨论其从战术到作战再到战略层面的广义演进历程。最后,文章将剖析加沙地带地下战争如何从战术层面演进至战略层面,并论证当前战争如何标志着地下战争步入战略成熟期。
在探讨加沙战争是否为首例具有根本战略意义的地下战争之前,本研究需厘清战略、作战与战术战争的区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2017年发布的《联合出版物3-0》将战略层级定义为“运用国家力量工具…实现国家、多国及战区目标”。当然,国家力量工具也包含非军事手段(外交、经济等),因此战略层级涵盖非军事考量。作战层级的定义为:“…运用作战艺术策划与执行行动…以确定如何、何时、何地及为何目的使用军事力量,从而影响敌方战前部署、威慑敌方支持敌对活动,并确保…实现作战与战略目标”。战术层级则定义为“部队的运用、有序配置及定向行动…包括计划与执行战斗及交战”。
更本质而言,战争战略通常聚焦于实现战争总体目标——无论是彻底击败敌国、建立有效未来威慑,还是涉及大规模政治外交成果(通常包括经济成果)的其他结局。二战中的总体战略是击败轴心国并防止其未来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与此类似,在2023年10月开始的以哈战争中,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的控制权,在加沙地带建立新的政治安全现实,使该地区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指为达成战略目标里程碑而设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换言之,实现作战目标为达成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尽管作战成功未必保证战略成功——有时将军完成作战任务后,政治家未能将其转化为战略胜利)。作战目标也可狭义理解为攻占特定关键城市或地理区域,若此类行动有助于在特定战役中实现更广泛的作战成果。二战中的作战目标案例包括:阻止德军在苏联南部的推进(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解放法国并打开通往德国之路(如诺曼底登陆)、阻止日军控制南太平洋并确保澳大利亚安全(如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在当前以哈战争中,以色列的作战目标包括通过尽可能歼灭或俘获人员、摧毁基础设施与武器(含大量隧道设施)来破坏哈马斯的旅营级建制军事体系,并解救被扣押人员。
最后,战争战术指具体措施(如战场行动、网络行动或情报搜集措施),这些措施若成功实施将共同助力作战目标实现。二战中攻占特定城市、太平洋岛屿、摧毁特定军事资产等可视为放大的战术目标(尽管战术目标可小至攻占战场某处高地)。在以哈背景下,战术目标包括攻占加沙地带特定城市、难民营、社区,打击哈马斯地下设施,破坏局部隧道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