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及台海水域日益增多的事件以及管道和电缆的毁损，标志着一个全球性转变：海底已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战场。探测困难与归因困难相结合，再加上对经济安全的严重后果，要求制定一项统一的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战略。随着海底作战概念兴起，海底混合能力正成为战略竞争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意味着需要一套协调一致的海底领域应对方案，以确保关键海底基础设施（CUI）得到保护。

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最常与海底电缆联系在一起。海底分布着超过600条海底电缆，总长度约140万公里，构成一个网格状网络，此外还有管道、地震传感器和军事基础设施，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化的海底骨干。其中约300条电缆承载着97%的洲际数据流量，这一全球光纤基础设施每天处理约10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维持如此巨大交易量所需的带宽无法通过卫星等替代方案来满足，这使得各经济体依赖于固定且脆弱的海底基础设施。卫星能提供弹性，但无法提供现代市场所需的总吞吐量。

全球越来越容易受到海底破坏活动的影响，这一风险既威胁其本土防御能力，也威胁其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美国依赖五条海底电缆来维持与欧洲的连接，这一网络对其核力量的指挥与控制有着重要地位。此外，在其外围的太平洋节点，夏威夷、关岛和美国西海岸是跨太平洋数据和能源电缆的关键登陆点，这使它们在任何危机中都具有战略上的咽喉地位。例如，关岛电缆链路的中断将削弱美国印太司令部维持作战节奏和战略通信的能力。同样，夏威夷作为商业和军事网络枢纽的角色，使其成为混合行动的有吸引力的目标。美国将海底作战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旨在建立有弹性的、区域范围防御体系。

然而，关键海底基础设施不仅仅包括海底电缆，它还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这些关系依赖于包括贸易、供应链、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海事基础设施。政策制定者通常将关键海事基础设施分为五大类：运输、能源、通信、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这些海底网络是软战略目标，使对手能够在低于探测、归因和响应阈值的水平下行动，通过破坏活动将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同时不引发战争。这种"灰色地带"特征恰恰削弱了传统威慑力。

对海底基础设施的破坏是一个历史上已有的概念。第一次"电缆战争"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英国在参战数小时后便派出其电缆船队，切断了英吉利海峡中六条德国电报电缆中的五条。这使得德国在全球通信中仅依赖剩下的一条电缆，而英国能够对其进行监控。随后，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齐默尔曼电报——这一关键事件促使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尽管德国认识到海底电缆的战略价值，但其缺乏切断英国海底电报线路进行报复的海上能力。于是，德国通过攻击电报中继站，从陆地上破坏了英国的海底基础设施。"电缆战争"为利用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开创了历史先例。其核心逻辑至今依然有效：对连接组织的攻击可以产生巨大的战略效应。

历史上，海上交通线（SLOCs）和全球公域是通过海上优势来保护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将海上交通线视为国家实力和繁荣的关键。在马汉框架的基础上，朱利安·科贝特提出了一套海洋战略理论，该理论至今仍适用于关键海底基础设施保护。他断言，制海权"除了意味着控制海上通信（无论是商业目的还是军事目的）之外，别无他意"。海底作战即通过对海底基础设施的攻击，利用模糊性来获取战略利益。一些国家如今仍在将"电缆战争"概念武器化，在和平时期而非战争时期追求同样的战略目标。在欧洲，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据称与数据和能源管道遭受锚损的事件有关。从波罗的海到南海，海底已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战场。

海底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海底破坏活动仍被视作异常行为或刑事恶作剧，而非经过算计的战略破坏行动。海底作战及相关技术的兴起，要求制定一项新的战略，以主动防御和威慑对关键海底基础设施的威胁。这一连贯的战略须从一开始就整合执法部门、私营运营商和海军力量。